编者按：2024年9月，第七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在敦煌市成功举办。大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使命，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为主题，举办了开幕式、敦煌论坛、文化展览、文艺演出、招商推介等5个方面的18项活动。本届敦煌文博会是一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助推“一带一路”建设的盛会，是一次展示甘肃新形象、凝聚发展新动能的盛会，得到了国内外嘉宾的广泛赞誉和一致好评，取得了丰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成果。敦煌文博会官网“文博声音”专栏将分期刊发参会嘉宾的精彩演讲和发言，旨在回顾大会盛况、分享智慧观点、延续交流热度、凝聚各方共识。
敦煌隶书研究评述
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黄 征
敦煌隶书研究涉及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敦煌隶书包括敦煌古长城遗址的汉代简牍书法和周边古墓、古遗址发掘的汉魏北朝时期简牍书法。狭义的敦煌隶书专指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古写本中的隶书书法。本研究主要关注狭义的敦煌隶书，基本限定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文献上，敦煌汉简只是附带论及。
早期研究者如陈誾、赵维熙、余绍宋等在鉴赏敦煌写本时留下了一些重要的题跋。陈誾的《敦煌石室藏经记》记述了敦煌写本发现始末和流传情况，表达了对晋魏写本极为珍贵的认识。赵维熙认为北凉书传世绝少，敦煌写本精气内含，有绵里裹针之妙。余绍宋则指出敦煌写本中的北朝书法与北朝石刻有很大差异，后者多受刻工影响而失真。
1949年后，张宗祥、沙孟海、启功、饶宗颐、赵声良等学者对敦煌隶书进行了深入研究。张宗祥在其《论书绝句》中对晋人写经、六朝人写经等进行了评述，认为这些写经有助于了解真实的古代书法面貌。沙孟海在《沙孟海论书文集》中对隶草书的渊源及其变化、两晋南北朝书迹的写体与刻体等问题进行了探讨。饶宗颐编选的《敦煌书法丛刊》是一项重要成果，从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献中选出具有书法价值的写本、拓本140余种。
赵声良将敦煌写本书法分为三个时期：早期（东晋和南北朝）、中期（隋唐）和晚期（五代宋）。他对早期写本又细分为三种式样，详细分析了每种式样的特点和演变过程。这种分类方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国外研究方面，日本学者的贡献较为突出。《书道全集》系统展示了书法史各阶段的面貌，其中包含了不少敦煌隶书写本文献。中村不折的敦煌书法文献收藏与研究也值得关注。他通过与中国清末地方官员的频繁交往，获取了大量的中国古代文物，包括敦煌和吐鲁番等西域写卷。
尽管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目前敦煌隶书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研究不够系统全面，多停留在形式的大致分类上。对敦煌隶书写本的研究力度不够，部分研究者忽视了藏经洞出土的大量文献资料。由于敦煌写经多为无名书家所写，研究难度较大。
未来的研究应该对所有卷号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和校录。重视敦煌隶书写本在书法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它们可以作为验证碑刻书法真实面貌的重要参照。将敦煌隶书大致分为四类：敦煌正隶、楷隶、隶楷和具有章草特征的隶书，并对每一类进行深入研究。其中，敦煌正隶采用了尖头宽尾的笔法，与传统隶书的“蚕头燕尾”有明显区别，这可能是由于造纸术的发明导致写经生们改变了书写习惯。
通过系统的整理与分析，对敦煌隶书写卷进行全面的研究，不仅可以填补书法史研究的空白，还能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古代书法实践的宝贵信息。这种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中国书法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隶书向楷书过渡的关键时期。
(本文根据嘉宾在敦煌论坛议题一:创新与发展：敦煌学研究的新使命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