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常书鸿，后有樊锦诗。作为敦煌莫高窟第二代守护人，原敦煌研究院院长、敦煌学专家、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先生，也留下了值得被铭记的敦煌往事。
他被敦煌改写人生，扎根大漠六十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60多幅，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他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他潜心研究、弘扬敦煌学，使敦煌研究院真正成为敦煌学研究的最大实体，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长期尴尬处境。
最近，一本由段文杰独子段兼善历时多年，通过翻阅大量文献、收集众多资料、整理父亲书信，写作而成《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让更多读者开始了解敦煌守护史上，这位极其重要的老先生。段文杰奔赴敦煌并决心在那里工作、生活甚至奉献自己的一生，是书中最动人的部分之一。
（青年时期的段文杰 图片来自书中）
1942年，25岁的段文杰还是国立艺专的学生，在重庆参观了“敦煌艺术及西北风俗写生画展”和“张大千抚临敦煌壁画展览”两场展览后，决心去敦煌看一看。
1945年7月，段文杰与国立艺专同学杨浩青、程艾舟、郭瑞昌三位同学相约去敦煌看看。带着借来的一点路费，他们搭乘一辆拉货的卡车驶向敦煌，路上又换了一辆客车，不曾想，客车出了故障，翻车了。他们只好改坐汽车，断断续续走了好几天才到达兰州。
刚到兰州，就听说敦煌艺术研究所要被撤销了。段文杰在兰州遇到了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说：“现在有人要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我这次就是要到教育部去落实一下。我主张还是要办下去的，我去活动活动，如果继续办，我就回来。现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人了，你不如留在兰州等候消息，等我回来再一起去敦煌。”
同行的杨浩青、程艾舟、郭瑞昌三人，听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撤销的消息，看到敦煌的画家纷纷东归南下后，就改变了主意，准备回到南方，并邀请段文杰一同去南方教书。
段文杰没有离开。他在兰州找了一份临时工作，给人家写职业介绍信，挣点工资，养活自己。住集体宿舍，睡木板床，用水自己到黄河边去挑。后来也利用自己的专业，画一画壁报，拿一些稿酬……
半年过去，常书鸿终于回来了！
他们拼命挤上一辆卡车向敦煌进发。经过几天的颠簸，段文杰终于到达盼望已久的敦煌莫高窟。
一把行李放下，段文杰顾不上整理和休息，就直接向洞窟走去，他急切想看看洞窟内的古代艺术作品。穿过一片银白杨、钻天杨和榆树组成的树林，走到崖畔洞窟前，首先入目的就是那座依崖而建的九层楼大殿，里面是一座巨大的佛像……
段文杰说：“我好像一头饿牛闯进了菜园子，精神上饱餐了一顿。”
正是段兼善传神的描写和“复原”，让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也理解了段文杰这段生命旅程和选择的不易。
(莫高窟第263窟北魏乐伎菩萨图，原壁画/孙志军摄)
（莫高窟第263窟北魏乐伎菩萨临摹图 段文杰1955年绘）
全书紧紧抓住段文杰所说的“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这句话，讲述了段文杰一生重要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46年从国立艺专毕业后千里迢迢来到敦煌莫高窟工作。这个阶段是敦煌文物研究所壁画临摹的高峰期，也是段文杰临摹壁画的高峰期。作者细致地描写了段文杰临摹敦煌画作的过程以及克服的困难，当时，壁画脱落漫漶之处很多，许多壁画正是在段文杰的抢救性复原临摹下，得以复原本来面貌。
第二阶段是1957—1980年间，由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段文杰由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公职人员变成了普通老百姓，他和夫人龙时英被一起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
第三阶段是1980—1998年这18年，段文杰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在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后又担任了院长，在这段时间，为让更多人了解敦煌，段文杰举办展览，加大对外宣传，与此同时，组织召开了多次会议，请世界各国敦煌研究专家“走进来”，使敦煌研究和世界接轨。在敦煌研究院建立和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邓小平、万里、李瑞环、李铁映等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敦煌研究所的工作给予过关心和支持，书中对此亦有详细的记录。
（段兼善画作）
《敦煌人生：我的父亲段文杰》一书作者段兼善现为甘肃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甘肃省政协常委、国家一级美术师，1965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梳理历史需要严谨的做学问态度，段文杰是作者的父亲，但在书中更是作者寻访的一位历史人物。书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与段文杰的敦煌研究工作这条主线相关，写到家庭生活内容的笔墨非常少。
在书的最后，段兼善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写道：“耄耋之年，赤子之心如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行动不便的段文杰时时牵挂敦煌。生命的最后几天，嘴里还念叨着‘我要回敦煌’。”
1998年，段文杰从敦煌研究院院长职务上退下来，被任命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院长一职由樊锦诗接任。2011年1月21日，段文杰在家中去世。
段文杰的一生落幕。作为读者也会明白，为什么敦煌会有段文杰，为什么敦煌会有这么多识之士为它前赴后继，千里寻梦，从青丝到白发，用尽一生守望。（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