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
敦煌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也是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地；敦煌是一座“国家宝藏”，也是大学者陈寅恪所言“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灿烂的敦煌文物背后，到底隐藏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近日举办的“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中国古代史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刘波讲述了丝绸之路的前世今生、藏经洞的发现以及敦煌文物的流散情况。
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概念
提到敦煌，人们一定会想到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这个概念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9世纪末提出的。李希霍芬是近代地理学的先驱，他发现了美国加州的金矿，也勘探出了我国山西的煤矿。1868年到1872年，李希霍芬受当时中国政府的委托来中国探矿。与此同时，德国俾斯麦政府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找一条可以连通东方和西方的交通线路。带着这个目的，李希霍芬来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和旅行。
1877年，李希霍芬写了一本书，叫作《中国——我的旅行成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古代有一条从撒马尔罕(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到洛阳的古老的商道，他把这条商道命名为“丝绸之路”，而且还推测出了罗布泊和楼兰的位置。李希霍芬是第一个根据中国史籍中的信息把古代的交通路线绘入地图的欧洲地理学家。
其实，李希霍芬只是构想了一个理论框架，而真正沿着这条路线去考察和探险，并证明丝绸之路确实存在的，是他的学生斯文·赫定。1936年，斯文·赫定出版了著作《丝绸之路》，从此，丝绸之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地理学名称。
斯文·赫定是一位与科学家诺贝尔齐名的瑞典探险家，他从大学时就开始从事职业探险活动。1890年—1937年，斯文·赫定先后5次来到中国探险。1896年，他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了丹丹乌里克，即古于阗的遗址。1900年，他发现了古楼兰城。1901年，他从新疆进入西藏，绘制了西藏地图，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15世纪至17世纪是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先后在海上争霸，开拓新航路。到18世纪末，海上航道基本开辟完了，于是这些探险家把目光投向了中亚这片广阔的土地。从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全世界的探险家都蜂拥来到中亚，这也是我国新疆、敦煌的文物在那个时期大量流失海外的原因。这是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斯文·赫定每次探险后，都会写成两种类型的书，一种是科学的考察报告，另一种是通俗的游记，包括《游移的湖》《丝绸之路》《我的探险生涯》。《我的探险生涯》是他的自传体探险生活的回顾，20世纪70年代就有汉译本，被称为“科学版的西游记”，读起来非常有趣。比如，你知道他1896年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时使用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吗？不是骆驼，他竟然是坐船去的，因为当时沙漠腹地的地下水非常丰富，很多河流里都有水，可以行船。我们简直不能想象，100多年后的地理变化有这么大。
1927年，斯文·赫定和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成了“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河西、新疆一带考察，这次考察中获得的所有文物都留在了中国。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中国人的身份参加国际性的联合考察团。新中国成立后，斯文·赫定还赞助了很多中国地理学家到瑞典去留学。
丝绸之路是两条伟大道路的汇合
丝绸之路其实是两条伟大道路的汇合。一条是从东到西，由张骞出使西域和甘英出使大秦开创的路线；另一条是从西到东，是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东征的路线。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国一起对付北方的匈奴。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最远走到了蓝氏城，就是今天阿富汗的汗瓦齐拉巴德。他第二次出使是在公元前119年，这次有点像外交考察，想知道西方到底有哪些国家。他最远走到了番兜城，就是今天伊朗北部的达姆甘，这个地方仍是在中亚的范围内。
东汉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为了对北匈奴进行军事打击，甘英奉命出使大秦。这里的大秦是指东罗马，即现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甘英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到达波斯湾时，原本打算航行赴大秦，但是被波斯船员所讲的海妖故事吓唬住了，选择了返航。很遗憾，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打开西方航路的机会，而甘英放弃了。
亚历山大东征则是在公元前334年至公元前324年。年轻的马其顿帝国第二位皇帝亚历山大先是打败了希腊，然后继续东征征服了波斯，又一路打到中亚的两河流域和印度的北部。亚历山大在东征时采取殖民政策，每打下一个地方，就留下一个军官驻守在那里，建立殖民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去世，这个庞大的帝国分崩离析，但是由西向东的这条道路从此被打通了。
丝绸之路就是这两条道路的汇合，这条连通东西的通道持续了近2000年的历史。从长安(今天的西安)通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沿着北道或者南道进入中亚两河流域，然后到西亚，一直到大秦，丝绸之路就是这样一条通道。
丝绸之路上不是简单的物品流通
丝绸之路的功能，首先是商品交换。葡萄、核桃、胡萝卜、胡豆、菠菜、黄瓜、石榴，还有葡萄酒、香料、珠宝以及非洲的象牙、犀角，这些物品都是从西边传来的。汉唐之际，中央政府最想从西方得到的东西是汗血宝马。因为在冷兵器时代，马太重要了，中原本土的马腿短、跑不快，耐力也不够，打起仗来远不如西方的马，因此马是我们最渴望从西方得到的，尤其是价值连城的汗血宝马。而从中国传出去的商品，则包括丝绸、瓷器、茶叶、纸张、金银器、手工制品等。
除了商品的交流，还有文化和技术的交流。比如，从西域传来的音乐和舞蹈，这在敦煌壁画里有很多画面呈现，它们大大丰富了中国人的艺术生活。还有波斯的占星学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汉地，让我们对自然、对宇宙有了更多的认识。
从中国传到西方的技术，最重要的是造纸术。西汉时期，中国人就发明了造纸术，但那时候造纸只是用来包装其他东西，一直到东汉元兴元年(公元105年)，蔡伦发明了“蔡侯纸”，纸张才和竹简一起成为书写工具。在751年的怛罗斯之战中，唐军被阿拉伯军团击败，在战俘中有很多随军的造纸工匠，他们被带到撒马尔罕，并把造纸术传给了当地人。造纸术又从中亚传到了西方，它对后来西方文明的进程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佛教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在唐朝，景教、摩尼教、祆教被称为“三夷教”，也就是三大外来宗教，它们也是通过丝绸之路由波斯人传入的。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分支，唐代时各地有一些零星的景教寺院。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有一块保存完好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面用3种文字刻了铭文，是研究世界宗教史的宝贵资料，也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
丝绸之路上还有各种不同语言的传播和交流。无论是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还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书里，都包括了中古世纪多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像突厥文、吐火罗文、摩尼文、于阗文、粟特文、西夏文、蒙古文、回鹘文、突厥文等，还有佉卢文、梵文、古波斯文、古叙利亚文等外域的古代文字，都是我们今天研究古代文字的第一手资料。
丝绸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固定的道路，而是一条东西方宗教、文化、语言和技术交流的大动脉。丝绸之路可以说是改变了历史，因为，在丝绸之路上穿行的人们把他们各自的文化沿路传播，就如同他们带到异地的种子一样落地生根。今天很多人问我：丝绸之路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其实，丝绸之路不是简单的物品流通，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进步，这是它最大的意义。
藏经洞发现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1900年6月26日，位于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发现，数年之内，藏经洞的文物大部分被当时的外国探险者瓜分，流散到海外。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藏经洞是怎么被发现的？湖北麻城人王圆箓从小在西北一带流浪，后来当过几年兵，又出家了，人称王道士。他来到敦煌的时候，莫高窟是完全被废弃的洞窟，他就在这里住了下来。1900年6月22日，王道士和工人清理完洞窟里的流沙后，靠墙坐在那里抽旱烟袋，他磕烟丝的时候，发现墙后面有空洞的声音，于是连夜把墙刨开，举世闻名的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藏经洞是一个佛教的洞窟，其中收藏的95%是佛教典籍，其余是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的典籍文献，还有官府的文书、四部书、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内容非常丰富。
藏经洞发现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20世纪初，藏经洞发现和殷墟甲骨、明清内阁档案大库、居延汉简并称为“20世纪中国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毫不夸张地说，藏经洞的发现是打开研究世界中世纪历史的钥匙，它不只是研究中国的历史，而且还包括了整个中古世纪东方和西方的文献资料。
藏经洞封存的原因至今仍无定论。藏经洞有记年的文物是在1002年，所以，藏经洞应该是在1002年之后封闭的。关于藏经洞封存的原因，学者们提出了以下几种假设。第一种是“避难说”。当时是宋朝，战乱频繁，可能是寺院的出家人为避战乱把这些经书藏起来，但是后来没有回来取。第二种是“废弃说”。宋代开始有了雕版印刷，之前的经卷都是手卷打开的，雕版印刷后有了册页，原来的经卷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就把它们收藏起来。有很多日本学者支持这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藏经洞是当时敦煌三界寺的资料室和仓库，这是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提出来的。但是，这些结论都有待进一步论证。
藏经洞出土了这么多文献，由此诞生了一门学问，叫作“敦煌学”。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最初是以研究藏经洞出土的各种文献资料为主，现在逐渐扩大到研究石窟、壁画、汉简乃至周边地域出土的古代文献和遗存的古代文物。
“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1900年，正是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的那一年。所以，藏经洞从它被发现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它的命运是悲惨的。目前，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瑞典等国。
最早来到敦煌的是俄国地理学家奥勃鲁切夫，那时候到中亚探险的主要是地理学家，也是职业寻宝人。由于奥勃鲁切夫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不是很了解，与王道士的交流也不顺畅，奥勃鲁切夫最后以50根蜡烛和一些破衣服换了600多件文书和写经。
第二个去敦煌的是探险家斯坦因。斯坦因去了两次，第一次是1907年，用180两白银买走了24箱文物。1914年他又去了敦煌，这次用500两白银把王道士收藏的最后的文书和文献都买走了。目前英国收藏的敦煌文物有1万多件，绝大多数是斯坦因带回英国的。斯坦因是匈牙利人，1904年入英国籍，他是著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也是国际敦煌学的开山鼻祖之一。他每次到中亚考察，回到英国后都会迅速出版相关的考古探险学术报告，所以，英国敦煌学的资料非常丰富。
法国人伯希和会说中文，并研究中国历史。他于1908年来到莫高窟，很快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伯希和有深厚的中文功底，他买走了6000卷最有价值的精品。这些文物如今被收藏在法国吉美博物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在1920年—1924年发表了六卷书《敦煌石窟》图册，这个图册非常重要，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就是在塞纳河边看到这些图册，才立志回到敦煌守护国宝的。
美国人华尔纳1924年去莫高窟时，藏经洞里已空无一物。他花70两白银从王道士手里买走了一个盛唐的彩塑，又用胶水粘走了洞窟里的一些壁画。最后，当地老百姓出于义愤，把他赶走了。
日本的敦煌学和欧洲的比起来，更侧重于汉文的研究，因为日本人的汉学功底非常好，而且起步很早。
虽然这段历史说起来很悲愤，但是，只有真切地了解过往，我们才能对敦煌有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敦煌学是整个中古时代世界范围的文献资料的宝库，今天，我们更期望敦煌学具有国际视野，来共同推进对敦煌这一世界文化宝藏的研究。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