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培红，浙江长兴人。兰州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2004年获兰州大学历史文献学博士学位，2006年赴日本大阪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08年为兰州大学萃英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2016年起任教于浙江大学历史系。2019年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教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理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副会长，凉州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丝路文明》副主编、《唐研究》编委。主要从事敦煌学、魏晋隋唐史、西北史研究。承担中国古代史、魏晋隋唐史专题、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吐鲁番学概论等二十余门课程，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哲学社科重大项目共13项。出版《敦煌的归义军时代》《敦煌学与五凉史论稿》等著作4部，发表论文113篇。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甘肃省领军人才、浙江大学文科领军人才、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获得者。
敦煌学研究的众多专家灿若星辰，他们多年来夜以继日的研究让敦煌学由默默无闻到声名显赫，这与每位敦煌学者的默默耕耘是分不开的。由于敦煌学瀚如烟海，大部分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都已白发苍苍，近日，记者见到的敦煌学者冯培红正值学术上的黄金年龄，在同等青年学者中作出了杰出的成绩。带着对敦煌学的敬仰与好奇，记者采访了敦煌学者冯培红。
冯培红告诉记者，他从小就对文史非常感兴趣，1990年考入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那时学习的是广义的历史学，尤其对隋唐史颇有兴趣，想报考魏晋隋唐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我的班主任张卫良教授建议我考兰大历史系，于是，我于1994年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读硕士，在齐陈骏和郑炳林老师的门下继续深造。齐师精研魏晋隋唐史与河西史，郑师主攻敦煌文献，他们的治学领域对我影响甚大，以致于我至今仍然徘徊在敦煌学、河西史及魏晋隋唐史的学术领域，这让我从内心里无限地感激师恩。”冯培红说。
入学之初，冯培红抄录了一册《四库全书总目》，作为自己读研期间的阅读指引。同时受齐老师的学术影响，他把汉宋之间的正史、《资治通鉴》等传统史籍系统地通读一过，积累了坚实的历史学基础知识；对于敦煌文献，冯培红从阅读郑老师的《敦煌碑铭赞辑释》《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开始入手。冯培红说：“如今每次翻阅被读得韦编三绝的老师之书，就深深地感念老师对我初入敦煌学门槛的学术引领。”
在冯培红攻读硕士阶段，齐老师给开设了“历史文献学概论”、“敦煌学概论”“河西史研究”等课程，郑老师讲授了“敦煌文献校勘释读”课程，陆庆夫老师讲授了“敦煌民族文书研究”“吐鲁番学概论”两门课。冯培红回忆：“楼劲老师给我们教的是‘魏晋隋唐史专题’课，他创新的教学方式对我们的学习是绝好的训练。记得有一次在楼老师家中深夜话谈，直到凌晨一点，他教诲我如何去阅读魏晋南北朝正史，怎样做笔记和思考学术问题，比如说‘要用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材料，去说明最应该说明的问题’之观点，至今仍然深受教益。” 1997年，冯培红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除了上课、编辑《敦煌学辑刊》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由读书与写作，希望能进一步夯实敦煌学、历史学的基础。1999年，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历史文献学（含：敦煌学、古文字学）专业博士点获得批准并开始招生，冯培红考到郑炳林教授和施萍婷研究员的门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虽然老师们不再上课，但敦煌学研究所被批准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经常聘请校外的学术名家来兰大讲学，这些校外老师教给我们丰富的历史知识、独特的治学方法，让偏处西北的兰大学子开拓了学术视野，受益匪浅。”冯培红回忆。
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从硕士到博士，冯培红的求学之路主要围绕着敦煌学、特别是归义军官制这个中心来进行。他说：“十年来，敦煌学依然是我学术耕耘的主要领域，只不过对归义军官制的研究加以深化，同时开展敦煌大族与地域社会的研究，以及对部分敦煌文献的考证。”博士毕业以后，冯培红进一步拓宽学术领域，放手去写一些篇幅较大的、比较“过瘾”的论文。2006年，冯培红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到日本大阪大学东洋史研究室跟随荒川正晴教授从事博士后研究，同时接受森安孝夫教授的指导，继续深造。
对于研究者来说，中古前期的敦煌及河西历史，史料较少，但人名资料相对丰富，尤其是处在门阀世族时代，地方大族应该说是一个可资选取的研究切入点，冯培红便以此为契机展开研究。他认为，敦煌大族既有中古门阀士族的一般性特点，又是研究敦煌地方社会的重要内容；既有其它地区无可比拟的资料优势，又在河西走廊上独树一帜，甚至影响到了西域地区。到了隋唐时期，以粟特为主的西域胡姓崛起于敦煌及河西走廊，使敦煌大族的内容更加丰富，充满魅力。于是，经过多年的缜密研究和考察，他于2005年在《敦煌学辑刊》上发表了《汉晋敦煌大族略论》，并陆续撰写了《敦煌大族与前凉王国》《敦煌大族与前秦、后凉》《敦煌大族与西凉王国关系新探》《敦煌大族、名士与北凉王国》等系列论文，集中探讨了汉至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大族，特别是他们与五凉王国之间的关系。冯培红说：“对于五凉史来说，敦煌大族与政权关系特别密切，这一点似乎为他郡大族所不及，可谓独树一帜，最具代表性。通过对敦煌大族的剖析考论，可以发现他们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分野。这一点纠正了前人所说敦煌大族与五凉关系密切的笼统认识。从敦煌大族入手，去考察敦煌大族及其与河西、西域地区的关联，这些研究成果希望能为研究中古时期世家大族及其与地域社会的关系提供一个个案例。”
每个中国人都对藏经洞被发现的故事并不陌生，但是藏经洞中都出土过哪些文献就知之甚少了。冯培红说：“由于藏经洞封闭于归义军晚期，所出土的敦煌文献大多属于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在归义军以后也渐趋衰落，所以学界对敦煌历史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归义军史，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极多且细，颇为深入，特别是荣新江教授的大著《归义军史研究》是本领域中的权威性著作。该书出版至今将近二十年，各国藏敦煌文献在最近二十余年中陆续刊布，为了总结归义军史领域的既有成果，我受《敦煌讲座》书系编委会的委托，撰写了《敦煌的归义军时代》一书，在充分总结中外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唐宋之际归义军历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在具体的考论中提出了个人的观点，希望能为下一阶段的研究提供一个再出发的新起点。”
除了学者身份，冯培红更是挑起了培养专业人才的重任，他给学生们讲授了中国古代史、中国古代史料学、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等二十多门课程，在兰大、浙大共培养了18名博士、32名硕士、2名留学生及众多本科生。所培养的这些人才中，有4人晋升为教授，10人副教授。冯培红说：“我希望学生们的学习范围能不囿于敦煌学，提倡他们在自己的兴趣之内拥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在多年研究、教学经验和导师的指导下，冯培红意识到要了解敦煌，必须了解河西走廊，了解整条丝绸之路，只有在广阔的学术视野下才能对敦煌作出合理的认知。博士毕业以后，除了敦煌学之外，冯培红将研究方向逐渐扩大到河西走廊及丝绸之路。
2007，冯培红创建了“西北出土文献与中古历史研读班”。“研读班吸引了甘肃各地的学者和研究生前来参加，由于研读班大多讨论的是西北出土文献与河陇、西域历史，我还倡议大家走出书斋，组织研究生及学术同行对西北丝绸之路进行野外考察，并将研读班办到了丝路沿线各地，这种读书研讨与实地踏查相结合的研习方式，加深了我们对河陇、西域历史的实际认知与研究兴趣。”冯培红说。
2016年，冯培红因工作原因离开了兰州，回到故乡的浙大工作，但他一直心系甘肃，每年都回来一两次。“甘肃是个充满魅力的地方，令我魂牵梦萦，因为这里是我心灵的故乡。”回想二十多年来与陇原大地结下的不解之缘，冯培红感慨地说：“如今回忆二十年前的西北求学，让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门外汉踏入了敦煌学的门槛，并略窥西北史领域。在我看来，河西走廊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黄金通道，千余年间贯通走廊的是丝绸之路。在这里，中西文化交汇融聚，农耕与游牧共生并存，造就了辉煌灿烂的河西文化。从学术上来说，河西、陇右及西域的很多文化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许多历史之谜还需要更深的挖掘。我将继续关注和挖掘河西走廊，去寻觅祁连山下那方神奇土地上的先民历史遗存，去探索戈壁滩头河西历史的广阔星空。”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