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大学今天上午成功举办2020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了演讲。
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北京，成长于上海，1958年考入北京大学考古系。1963年7月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1977年任副所长，1984年8月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1998年4月任敦煌研究院院长。
樊锦诗院长是共和国成立70周年时党中央授予的42位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之一，曾被评选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去年习近平总书记签署主席令，授予她“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深居大漠57年，将保护敦煌石窟视为毕生的事业，被称为“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先生在边远的西北大漠，用热爱、坚持和守望谱写家国情怀，用专注、真实、纯粹诠释人生精神。让我们一起来聆听樊先生今天上午在上科大毕业典礼现场震撼人心的演讲——
尊敬的江校长、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首先，允许我谨向即将毕业、踏上新的征程的上海科技大学的各位同学致以热烈的祝贺！谨向邀请我来参加隆重的2020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的江校长表示衷心感谢！并向长期从事辛勤教学的各位老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应江校长的要求，今天我以“择一事、终一生”为题，做简单的汇报。
参加贵校毕业典礼，让我想起57年前，我也和同学们一样青春韶华，从北京大学毕业，背负着学校的嘱托，怀揣着对前途的憧憬，来到大漠深处的敦煌。弹指一挥，我与莫高窟已相伴相守半个多世纪。曾和我相伴的同事有我的前辈，同辈和晚辈，他们和我一样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青春和心血全部奉献给了辉煌的莫高窟，奉献给了崇高的敦煌事业。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敦煌莫高窟，讲讲莫高窟人心怀家国情怀、艰苦奋斗、科学探索，使敦煌莫高窟从破败不堪到熠熠生辉的故事。
一、家国情怀 守护国之瑰宝
同学们可能听说过敦煌莫高窟及其藏经洞。它们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绵延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和文献宝藏。它们见证了千年丝绸之路上中外多元文明、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荟萃，为人类保存了中古社会中国、中亚、南亚、西亚、东亚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宗教、民族、民俗、语言、文学、艺术、科技等等多门类学科的珍贵资料，具有特殊的和全球性的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绝世之瑰宝。
可是，15世纪中叶之后的500年间，因嘉峪关的封闭，莫高窟停止开窟造像，长期处于无人管理、任人破坏偷盗的境地，使辉煌的艺术黯然失色。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莫高窟的沧桑命运。从此，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连不断来到敦煌，成为“莫高窟人”，担当起守护国宝的使命。
首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曾留学法国，是著名画家。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回到祖国，来到敦煌，带领大家在荒芜凋敝、飞沙扬砾、物资匮乏、交通闭塞、陋屋斗室、无水无电的艰苦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基创业。
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毕业于国立重庆艺专，1946年从天府之国四川来到敦煌，他初见莫高窟，像“饿牛进了菜园子”，原本打算到敦煌“看一看”就走，却在敦煌守了一辈子，一生沉浸在敦煌艺术和敦煌事业之中。还有不少前辈，像常书鸿、段文杰先生一样，也从南方鱼米之乡来到大漠。反右和文革时期前辈们遭到了不公正待遇、被遣送原籍，下放农村。后来落实政策，他们无怨无悔重回莫高窟继续奉献，直到去世，长眠于莫高窟对面的宕泉河畔，永远守望着莫高窟。
我初次结识敦煌是1962年的毕业实习，虽然绚丽多彩的敦煌艺术无法忘怀，可是艰苦的生活工作环境，我不想再来敦煌。没有想到，毕业分配又把我分到敦煌，在那个年代，“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我服从分配来到敦煌。由于我的同窗好友、未来的丈夫彭金章被分到武汉大学，我还是一直想离开敦煌。终因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需要我，我就留在了敦煌。后来彭金章主动放弃了武大的工作，来到敦煌，结束了长期分居的生活，我们共同相守敦煌，致力于敦煌事业。
80年代，改革开放，一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子舍小家，顾大家，也来到敦煌。如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副院长罗华庆、苏伯民等等，都是主动要求、“自投罗网”来的敦煌。他们面对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高薪、优厚待遇，不为所动，坚决留在了莫高窟，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才华奉献给莫高窟和敦煌事业。
一代又一代莫高窟人来到敦煌，留在敦煌，成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是因为他们热爱莫高窟，视莫高窟为自己的生命。他们选准了守护国宝的目标，成为一生当仁不让的责任和使命，甘心与莫高窟同呼吸共命运。他们认为珍贵的敦煌莫高窟和崇高的敦煌事业值得为之奋斗一生，奉献一生。
二、艰苦奋斗 开拓敦煌事业
莫高窟偏居西北边陲，远离敦煌市25公里，地处戈壁沙漠之中，即便今天各方面条件都大幅改善，相比大城市，依然比较艰苦。而在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前的30多年里，这里几乎就是人迹罕至的孤岛，住土屋，睡土炕，用土桌，坐土凳，喝的是咸水，吃的面要自己去磨，一盆水要擦脸、擦身，洗脚，交通工具就是牛车、毛驴，职工孩子无法上学……条件虽差，但只要进入洞窟，站在气势磅礴、富丽堂皇的敦煌艺术面前，莫高窟人就会全身心都沉浸其中，甘心情愿、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去保护和传承伟大的敦煌文化艺术。
由于莫高窟历经数百年无人管理，已是断崖残壁、一片破败、滿目疮痍。初到莫高窟的前辈艺术家们白手起家，在常书鸿所长带领下清除了五百年堆积在300多个洞窟内的积沙，拆除了洞窟中白俄搭建的土炕土灶，不怕艰险，爬上爬下，对石窟作了力所能及的初步整修，还募款为部分重点洞窟装了窟门，修建了长1007米的土围墙。60年代初，在周总理的直接关心支持下，对莫高窟南区危崖和洞窟进行了加固。莫高窟得到了初步保护。
千年的壁画、彩塑因为长期的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破坏，导致病害频发。据李云鹤先生回忆，一次进入洞窟看到起甲的壁画像雪片般掉落，忍不住扼腕痛惜。那时起码的实验仪器和修复工具都没有。文化部请了一位捷克专家到敦煌用针筒注射粘结材料来修复壁画使他眼睛一亮。但对方保密。李云鹤经过不断探索，自已试验修复壁画的“土材料”、自创修复的“土工具”和“土工艺”，靠这样的方法抢救了大量壁画。至今已88岁高龄的李云鹤先生还奋斗在文物保护第一线。
上世纪画家进洞窟临摹是保存壁画信息，展示敦煌艺术的唯一方法。可是偏居一隅的敦煌，买不到像样的宣纸、颜料等绘画材料，只能利用川纸矾纸、裱背加工成画纸；没有颜料就地取材，用敦煌的白灰、红土制作颜料；洞窟内光线不足，设法依靠窟外镜子将阳光反射到窟内白纸上的借光法；更大的问题是如何临摹壁画没有标准和要求。经过段文杰先生长期艰苦面壁写生、潜心研究和探索，将壁画临摹总结为客观临摹、旧色整理临摹、复原临摹，形成了至今还在使用的临摹敦煌壁画的标准和要求。令人更为佩服的是早在50年代初首创了多人协作的原大原状的整窟临摹精品。前辈画家们临摹壁画绝不是“依葫芦画瓢”，而是追求“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追求卓越的临摹作品。当时的这些敦煌壁画临摹作品已多次到国内外展出，起到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敦煌艺术的重要作用。
六十年代的敦煌研究院学者们在图书资料十分缺乏的状况下，开展了壁画图像、艺术、时代分期的研究。段文杰先生为了研究敦煌壁画中的服饰，通读了二十四史《舆服志》，翻阅了近一百种资料，摘录了两千多张卡片，开启了敦煌石窟服饰研究之始。史苇湘先生长期默默致力于调查和整理石窟资料与敦煌史地资料，对莫高窟数百洞窟如数家珍，被称为“活字典”“活资料”，其它学者亦潜心研究，写出了一批有学术分量的研究文章。改革开放初期便集结出版了多年的研究成果《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敦煌研究文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这些成果的出版，犹如严冬过后的一声春雷，燃起当时沉寂很久的敦煌学界的斗志。正是前辈们在艰苦条件下的开拓研究，奠定了未来敦煌研究院敦煌学研究的基础。
三、科学探索 建设一流遗产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利用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我和同仁们开始国际合作，引入国际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先进管理，以科学探索精神，保护管理敦煌莫高窟。
敦煌研究院的文物保护团队经过长时间艰苦探索，应用各种科学技术，研究和揭示风沙侵害、水的入渗和可溶盐危害、地质灾害等各种自然环境因素对壁画破坏的规律和原因，对莫高窟壁画衰变劣化的机理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研究筛选保护修复材料、修复技术和修复工艺的规范；建立了壁画保护修复的程序和步骤；使石窟本体壁画的修复，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到现在形成了科学保护体系。当大量壁画得到科学保护之后，又向预防性保护过渡，进一步建立了防止生态环境对壁画本体损害的预防性保护体系。
科技部依托敦煌研究院成立了“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为文物行业具有影响力的科研基地，将我们的壁画和土遗址保护修复的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为推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进步发挥了应有作用。
为使敦煌壁画、彩塑信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我建议研究院开展数字化敦煌试验，经过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集数字采集、安全存储、有效管理等多项不可移动文物数字化技术规范和标准，实现了敦煌艺术形状准确、色彩真实、高清晰度的数字档案。建立起系统的“数字敦煌”资源库。数字敦煌”资源不仅应用于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工作，而且使数字化敦煌从莫高窟走出去，活起来，使想看而看不到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们都能看到。如我院面向全球上线“数字敦煌”资源库30个洞窟高清数字图像和虚拟漫游节目，实现了全球共享。
为了处理好莫高窟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两者的关系，我和同仁们通过深入思考、探索、研究和创新，采取了以下四项措施：安装传感器，随时监测和掌控游客进入洞窟后产生的温度、相对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根据洞窟空间容量、是否有观赏性和严重病害，开放洞窟微环境的标准，以及游客数量和流量等为依据，确定日游客最高承载量；利用“数字敦煌”数据库的资源和先进的展示技术，制作4K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8K高分辨率球幕数字电影《梦幻佛宫》，建造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将洞窟内的文物搬到窟外看；创新设计“总量控制，网上预约，数字展示，实地看窟”为特点的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上述创新措施切实缓解莫高窟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之间的矛盾，既保护了石窟安全，又提升了游客的参观体验质量。
要从根本上解决文物保护和利用的矛盾，除依靠科技，我提议和推动制定了《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和《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我们利用法律武器，杜绝了社会上有损莫高窟保护的过度开发和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种种行为。
敦煌研究院过去以临摹为主，改革开放以来拓展到石窟图像、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历史地理、民族宗教、中外交流等等多领域的研究，形成了能对敦煌石窟珍贵价值和丰富内涵深度解读的研究系统，创办了国内第一家有影响的敦煌学研究专业期刊《敦煌研究》。经过多年努力，形成了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如由我领衔运用文理交叉、多学科结合编写出版的《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是莫高窟永久保存的科学、完整、系统的保护档案资料，被誉为是国内第一本具有科学性和学术性的石窟考古报告。通过数十年的努力，敦煌研究院已经成为国内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
现在，莫高窟已真正迈上科学的保护、研究、弘扬、管理道路，莫高窟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方面的有效科学探索，得到国内外的高度肯定。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莫高窟视察，在敦煌研究院座谈会上，他对敦煌研究院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在极其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在敦煌石窟资料整理和保护修复、敦煌文化艺术研究弘扬，文化旅游开发和遗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他强调指出，“敦煌文物保护和敦煌学研究博大精深，需要毕生精力才能见成效、出成果”，要“把研究保护工作当作终身事业和无悔追求”，还提出了进一步发扬光大敦煌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的明确要求。2020年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时代楷模”的荣誉称号。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4届会议上，指出：“莫高窟（指敦煌研究院）以非凡的远见，展示了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方法，以保护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一个极具意义的典范形象。”
能为莫高窟这样一处具有无与伦比价值的世界文化遗产服务是我和同事们的荣幸，守护莫高窟是值得奉献一生的高尚事业，是必然要奉献一生的艰苦事业，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为之奉献的永恒事业！
同学们！你们就要离开学校，走向社会，将成为社会主义新时代未来的主人，拥有广阔的未来。我衷心祝福同学们在从事自己热爱的科技事业中绽放自我价值，成就无悔人生！
谢谢大家！(上海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