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
８月１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莫高窟调研。在敦煌研究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坐在总书记对面，谈起敦煌，他娓娓道来。
他是兰州大学教授郑炳林，“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敦煌学，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情况，以及我们要站定敦煌学的高地，如何去补充和完善。”
从１９７７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到毕业留校任教。敦煌学，是郑炳林毕生所学所研；敦煌，是他绕也绕不开的地方。
对郑炳林来说，眼里、心里都是敦煌。
敦煌学，是郑炳林几十年来的执着研究。
答应了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
１９７７年，恢复高考第一年。
那时，郑炳林还是陕西黄陵县的一名拖拉机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郑炳林坐不住了，他借来同学的高中课本，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复习。
这么匆忙复习了一个多月，郑炳林就参加了高考。考完之后，他对自己的发挥很不自信。一直到一封来自兰州大学的挂号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１９７８年２月，郑炳林来到兰州求学。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兰大校园里还有空地被开辟出来种菜。郑炳林和同学们挤在文科食堂，每月花１０元钱的伙食费，吃着７０％都是粗粮的食堂饭。
物质上的缺乏并不能阻挡郑炳林精神上的追求，他说：“那会儿真的是求知若渴，看到什么学什么，无论什么先学了再说。”
大学四年，郑炳林的生活很单调，除了教室、图书馆，就是饭厅和宿舍，每天他都学习到凌晨一两点，“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但我绝对是最能吃苦的。”
１９８２年，临近毕业的郑炳林被当时历史系的书记叫去谈话，谈话的内容大致就是，兰大准备要发展敦煌学，想让他留校做研究。
农村出身的郑炳林非常高兴，能留在城市，还能在大学里做研究，这太好了。但是当时系里提出了三个要求：留校后的郑炳林不能调走、不能考外地的研究生、不能在兰州以外的地方找对象。
听起来近乎苛刻的要求，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郑炳林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一留，就是４０多年。他说，答应了学校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
其实，留下郑炳林的原因，除了承诺，还有敦煌学。在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想把敦煌学发展起来！
留校４０余年，郑炳林在敦煌学研究上倾注了全部心血。
把学术的冷板凳坐热
留校之初，学校送郑炳林到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学习进修，那个班上最能吃苦的学生依然勤奋。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学习期间，郑炳林在教师阅览室里一坐就是整整一天。一年时间里，他看完了《二十四史》的一大半。
当时的兰大敦煌学研究刚起步，系里没有资料，就派郑炳林到北京去采购书籍。
他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待就是半年，一两万元给系里买回了一两万册的资料，这些书籍现在已是兰大珍贵的资料。
１９８３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成立，当时共有１３个研究人员，在历史系算是很大的研究室。
带着自己几年来学习、进修所学的成果，回到兰大后的郑炳林开始了自己对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
在郑炳林看来，能不能打下敦煌学的“江山”，博士点的申报非常重要。从１９９３年开始，他开始参与敦煌学博士点的申报。
１９９３年的那次申报，兰州大学只得了一票。失落的同时，郑炳林在与专家的接触中，知道了兰大的短板在哪里。
他三番五次找领导，向他们阐述敦煌学的重要，他说：“兰大历史学要与东部高校竞争，必须要走特色发展之路，而敦煌学就是最有地域特色的研究。”
郑炳林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敦煌学得到了很多支持。他意识到，仅靠兰州大学一家申请博士点，研究力量和领域都不够。于是，在他的推动下，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博士点，两家共同招生、资源共享、师资共享。
有了敦煌研究院的加入，兰大敦煌学的研究更加丰富了，从最初的敦煌文书、敦煌历史、敦煌文献研究，拓展到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等多个领域。
１９９８年，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敦煌学研究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从郑炳林留校，到博士点获批。兰大的敦煌学研究热闹过、也沉积过。曾经有一段，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只剩下５个。
这一切，郑炳林都是经历者，也是执着的坚持者。在他的坚持下，敦煌学的冷板凳慢慢坐热了。
郑炳林在给学生上课。
敦煌学研究之路越走越宽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２０多年来，共培养了１４０多名博士。这些毕业生，成为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郑炳林有些骄傲地说，全国召开敦煌学的学术会议，会场上很多都是我们兰大培养的学生。
对于学生，郑炳林是严师。他笑着说，“学生见了我都躲着走，最怕我问论文做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郑炳林的为师“策略”，多提问、给压力，学术上才能进步得快。
只要学生有问题，郑炳林随时欢迎，“我的办公室敲门就能进，聊天我没时间，问问题随时都可以。”
在郑炳林和一批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从最初的３间房变成了４０多间房；
从敦煌学研究室，变成了今天的敦煌学研究所；
从最少时仅有５名研究人员，到现在２４名专职研究人员；
从仅有历史文献学、敦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的石窟艺术、胡语文献，以及突厥文、梵文研究，有些已成为国内高校里的“独门学科”；
从最初跟着别人做研究，到现在整体研究水平较高，部分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如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情况早已扭转，像郑炳林这样的研究者，有着更大的胸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属于全世界。”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部分成果。
在他看来，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很广，研究之路能越走越宽。
他说，“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寻找更多的学科交叉，要‘东进西出’，在敦煌以外的地方，寻找敦煌学研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