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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林:心里眼里都是敦煌

发布日期: 2019年09月10日    来源: 新甘肃·甘肃日报

新甘肃·甘肃日报记者 李欣瑶

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莫高窟调研。在敦煌研究院召开的座谈会上,一位头发花白的学者坐在总书记对面,谈起敦煌,他娓娓道来。

他是兰州大学教授郑炳林,“我的研究对象就是敦煌学,我向总书记汇报了敦煌学研究和人才培养情况,以及我们要站定敦煌学的高地,如何去补充和完善。”

从1977年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到毕业留校任教。敦煌学,是郑炳林毕生所学所研;敦煌,是他绕也绕不开的地方。

对郑炳林来说,眼里、心里都是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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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是郑炳林几十年来的执着研究。

答应了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

1977年,恢复高考第一年。

那时,郑炳林还是陕西黄陵县的一名拖拉机手。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郑炳林坐不住了,他借来同学的高中课本,白天上班,晚上熬夜复习。

这么匆忙复习了一个多月,郑炳林就参加了高考。考完之后,他对自己的发挥很不自信。一直到一封来自兰州大学的挂号信,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1978年2月,郑炳林来到兰州求学。当时的兰州还很落后,兰大校园里还有空地被开辟出来种菜。郑炳林和同学们挤在文科食堂,每月花10元钱的伙食费,吃着70%都是粗粮的食堂饭。

物质上的缺乏并不能阻挡郑炳林精神上的追求,他说:“那会儿真的是求知若渴,看到什么学什么,无论什么先学了再说。”

大学四年,郑炳林的生活很单调,除了教室、图书馆,就是饭厅和宿舍,每天他都学习到凌晨一两点,“我不是班里最聪明的学生,但我绝对是最能吃苦的。”

1982年,临近毕业的郑炳林被当时历史系的书记叫去谈话,谈话的内容大致就是,兰大准备要发展敦煌学,想让他留校做研究。

农村出身的郑炳林非常高兴,能留在城市,还能在大学里做研究,这太好了。但是当时系里提出了三个要求:留校后的郑炳林不能调走、不能考外地的研究生、不能在兰州以外的地方找对象。

听起来近乎苛刻的要求,但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郑炳林一口答应了下来。这一留,就是40多年。他说,答应了学校的事,一辈子都要算数。

其实,留下郑炳林的原因,除了承诺,还有敦煌学。在当时,“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言论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

他心里憋着一股劲,想把敦煌学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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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校40余年,郑炳林在敦煌学研究上倾注了全部心血。

把学术的冷板凳坐热

留校之初,学校送郑炳林到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复旦大学等地学习进修,那个班上最能吃苦的学生依然勤奋。

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学习期间,郑炳林在教师阅览室里一坐就是整整一天。一年时间里,他看完了《二十四史》的一大半。

当时的兰大敦煌学研究刚起步,系里没有资料,就派郑炳林到北京去采购书籍。

他在北京的琉璃厂一待就是半年,一两万元给系里买回了一两万册的资料,这些书籍现在已是兰大珍贵的资料。

1983年,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学研究室成立,当时共有13个研究人员,在历史系算是很大的研究室。

带着自己几年来学习、进修所学的成果,回到兰大后的郑炳林开始了自己对敦煌历史文献的研究。

在郑炳林看来,能不能打下敦煌学的“江山”,博士点的申报非常重要。从1993年开始,他开始参与敦煌学博士点的申报。

1993年的那次申报,兰州大学只得了一票。失落的同时,郑炳林在与专家的接触中,知道了兰大的短板在哪里。

他三番五次找领导,向他们阐述敦煌学的重要,他说:“兰大历史学要与东部高校竞争,必须要走特色发展之路,而敦煌学就是最有地域特色的研究。”

郑炳林苦口婆心的劝说,让敦煌学得到了很多支持。他意识到,仅靠兰州大学一家申请博士点,研究力量和领域都不够。于是,在他的推动下,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申报博士点,两家共同招生、资源共享、师资共享。

有了敦煌研究院的加入,兰大敦煌学的研究更加丰富了,从最初的敦煌文书、敦煌历史、敦煌文献研究,拓展到了石窟考古、石窟艺术等多个领域。

1998年,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敦煌学研究步入了全新的阶段。

从郑炳林留校,到博士点获批。兰大的敦煌学研究热闹过、也沉积过。曾经有一段,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人,只剩下5个。

这一切,郑炳林都是经历者,也是执着的坚持者。在他的坚持下,敦煌学的冷板凳慢慢坐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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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炳林在给学生上课。

敦煌学研究之路越走越宽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点获批20多年来,共培养了140多名博士。这些毕业生,成为了国内敦煌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郑炳林有些骄傲地说,全国召开敦煌学的学术会议,会场上很多都是我们兰大培养的学生。

对于学生,郑炳林是严师。他笑着说,“学生见了我都躲着走,最怕我问论文做到什么程度了。”

这是郑炳林的为师“策略”,多提问、给压力,学术上才能进步得快。

只要学生有问题,郑炳林随时欢迎,“我的办公室敲门就能进,聊天我没时间,问问题随时都可以。”

在郑炳林和一批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兰州大学的敦煌学研究从最初的3间房变成了40多间房;

从敦煌学研究室,变成了今天的敦煌学研究所;

从最少时仅有5名研究人员,到现在24名专职研究人员;

从仅有历史文献学、敦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到目前的石窟艺术、胡语文献,以及突厥文、梵文研究,有些已成为国内高校里的“独门学科”;

从最初跟着别人做研究,到现在整体研究水平较高,部分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

如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情况早已扭转,像郑炳林这样的研究者,有着更大的胸襟:“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属于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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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的部分成果。

在他看来,敦煌学研究的范围还很广,研究之路能越走越宽。

他说,“敦煌学的研究需要寻找更多的学科交叉,要‘东进西出’,在敦煌以外的地方,寻找敦煌学研究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