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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不改——记改革先锋樊锦诗(图)

2019年01月10日 11:28:07    甘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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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提供)

  引子:“敦煌女儿”樊锦诗,本报已多次报道,或是关注她个人,或是关注她关注的敦煌事业。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总是忍不住感慨:她身上的一些品质,水一样纯净,铁一样坚硬,因为纯粹,所以你看她的笑容,透彻,好看。与年龄无关。

  她的话朴素简洁,有自己的风格。这一次,就尽可能用她自己的话讲述一个初心不改的樊锦诗。

  第一次坐在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上。这一天是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此隆重举行。

  当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集体站起转身,向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等受表彰人员鼓掌祝贺时内心感慨万千,却又一如既往地清醒:这荣誉是给敦煌的,是给甘肃的,也是给所有文物工作者的。

  这一刻,与所有时刻一样。敦煌,仍占据心头。

  我爱敦煌,离不开敦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初到敦煌,条件是苦。

  多少人说起樊锦诗,都要话说当年,上海姑娘与大漠风沙如何反差巨大。可是,有那么一座在风沙中矗立了千年的洞窟啊,它不是死了千年的标本,而是活了千年的生命,足以留住学考古的北大学生。

  在和洞窟经卷、彩塑壁画相伴的一天天里,结了婚成了家、有了孩子当了妈。有了家也不像个家,一家4口人经常分作3处或4处,最终是丈夫彭金章离开武汉来了敦煌。

  一天一天,一年一年,青春走了、爱人走了,白发,满头。那看了55年的洞窟,仍不觉厌倦,只怕它老去,万般的丢不下。

  多少次,当从繁华都市回到大漠深处的莫高窟,听到九层楼的铁马风铃叮当作响时,心里就会涌上“这里多好,又安静又广阔”的感慨。    

  这些年,我们是为敦煌做了许多事。国家把你培养出来,你怎么报国?就是要去做实际的工作。尽管我老了,但能为敦煌做些事,还是要做的。55年了,我爱敦煌,离不开敦煌,祖国的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的今天

  洞窟建在沙山上、壁画绘在泥墙上、塑像是泥胎木制的,美得惊人却又脆弱不堪。留了千年已是奇迹,衰老是自然规律。尽可能地留住它,是责任,不能有任何借口让自己偷懒。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就是爱思考,这也都是逼出来的,事情在那儿,你得解决吧,不能绕。

  因为改革开放,这些年,我们有一些创新,打破了一些老套套。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先是有《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为莫高窟划好了保护范围,接着有《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2006-2025)》。法律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弘扬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保护。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界开国际合作先河。我们承认,最初是看上了人家的钱和技术,后来发现可以合作的范围很多。但有一点,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合作,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互利共赢”。长期的“引智育才”使敦煌石窟的保护研究逐步与国际接轨,把敦煌石窟的保护工作推向新高度。

  生活越来越好,游客越来越多,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零星接待到如今游客年接待量过百万,你说洞窟再这么看下去,那么小的空间,湿度温度升了降、降了升,塑像壁画会脱落,看坏了怎么办?所以最关键是洞窟不能坏,再就是怎么叫观众满意。得想办法,于是就有了数字敦煌,有效解决了保护与开放之间的难题。最初也有不少争议,过了几年,大家又说我有远见,我不认为自己多有远见。问题在那儿,没有任何退路,到底怎么去解决?要想办法。每个人把该做的做好,每个单位把该做的做好,这个国家就好了。

  事得人干,得有人啊。我们为培养人,钱花“海”啦!但还是坚持培养。这么多年,引进培养、事业留人、感情留人,敦煌研究院拥有的高学历、高层次人才居全国同类单位前列。但还是远远不够,60后、70后、80后……不能断档。人都是想做点事的,所以有了人,还要用好。再就是敦煌这地方,条件比不上大城市,你不能只跟人家谈奉献。我们还是想了很多办法,也得到了政府的很多支持。

  考古是我的专业,那个《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用了20年时间,报告出来也获了一些奖。国学大师饶宗颐评价它“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这些基础的事一定要耐下心去做,如果人人都想略过这一步,只想在别人基础上出研究成果,那这些事谁去做呢,总得有人下“笨”功夫。

  敦煌事业“芝麻开花节节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的今天,也没有我国文物事业的今天。

  我不是低调,但也不唱高调,我就是这个调

  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庆祝大会,我穿了件紫红色毛衣。我那毛衣好啊,宽松一点也行,里面套一点也行,跟着我也是“身经百战”了。姐姐从电视里看到,比我还高兴,“前些年我给你织的这件毛衣,都进人民大会堂啦!”

  他们说我低调,我不是低调,但我也不唱高调。得了奖,到处被记者“围追堵截”,可我知道,这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奖章还是和以往一样,留给敦煌研究院。没有敦煌,别人不知道我是谁,所以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要把事情当回事。

  我也有点年纪了,没有必要去表演,没有必要虚头巴脑。你比如说我捡烟头,如果要做秀的话,我当着他们的面捡,可我就是吃完饭散步时捡。之前给他们说过,可我觉得他们不是太在乎。我想你们不在乎,那我捡嘛!也没想要给谁看,结果有一次他们看见了。再比如,我抓厕所卫生,我就说我是个厕所院长,那次我把他们都叫来,我说我刷给你们看,他们说:“哎呀樊院长!你这就过分了,这是我们干的。”那你们来呀,我说了必须厕所没味、地上没烟头。你们没做到,那我来刷。你不能让大家说,莫高窟的洞窟是不错,可厕所脏,地上都是烟头,那不行。细节决定成败呀,事得认真做。

  他们老说怕我,我说你怕我啥?我这人心肠又不坏。我就是认真,你不认真,我就要批评你。

  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是莫高窟史上规模最大的综合性保护工程,那么大的工程会不会招来腐败?我就给书记提建议,你得把从我开始的每一个人监督起来。他说对,后来我们在各种场合说,不能收红包、不能吃请、不能拿回扣。中标后,施工方兴高采烈来找我,我给他泼凉水,“你别太高兴,我要和你约法三章,你也别打听院里有几个领导,谁管事。我和你之间,只有质量和进度。”我还吓唬他,“你别看我个子小,我破坏力很强的。以前有个单位和我们合作,他们把活儿干坏了,现在都没人和他们合作。你们干得好,我给你们宣传;你们干得不好,我也到处给你们说去。”后来他们因为这个工程获了奖,有很多单位要和他们合作,他们可高兴了。有了中央八项规定后,研究院人说我救了很多人。是啊,我是不会拿不该拿的,可万一有人伸手呢?那就没完没了了,敦煌研究院的名声就臭了呀。

  我也知道大家辛苦,那我拿钱请大家吃饭。大家为敦煌守在这里,不容易,有个职工的孩子生病,想借公款,可那是有规定的,我就跟他说,我拿点你省点。后来孩子看好了,见了我“樊奶奶、樊奶奶”地叫,孩子是一个家的希望呀,这个家安置妥了,我也欣慰。该“抠”的时候得“抠”,该关心的时候得关心。单位原来在兰州也给我分了房子,我跟老彭商量,咱在兰州住得少,还不如给年轻人。后来就让给年轻人了,去兰州我住招待所,挺方便。

  钱是身外之物,有基本衣物、有简单食物,足够。这些年获了一些奖,如果有奖金,我就捐给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一年再另拿1万元捐出来,23年了吧。只要我还在,慢慢加一点加一点,总能做点事。

  还是那句话,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敦煌事业的今天。我们是做了一些事,但这些事都是应该做的。路还长,任重道远,关键是以后要做得更好。(记者 谢志娟)